朝鲜战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结盟为什么没拒却联合国出征议案

2019-12-23 16:08栏目:历史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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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王稼祥与联合国秘书长会谈谈了啥?

论剑历史网 - www.lishiweb.com/2016-09-03/ 分类:中国历史/阅读: 赖伊称如我代表能参加联合国,他即拟访问我国。我表示欢迎,并望其为开除国民党代表出联合国而继续努力。 1950年5月16日中午1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应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之约,与他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会谈。关于这次会谈 ...

赖伊称如我代表能参加联合国,他即拟访问我国。我表示欢迎,并望其为开除国民党代表出联合国而继续努力。

1950年5月16日中午1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应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之约,与他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赖伊在5月1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了介绍。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谈话是否具有积极意义”时,赖伊说:“我会见中国大使与特殊问题有关。在此之前,我还没有会见过任何新中国政府的代表,所以我的书面谈话里并没有提及和中国大使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是不公开的,我不能发表它的细节。”记者又问:“你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谈话,是你约的还是他约的?”赖伊答:“是我约的。” 图片 1

图片 2王稼祥 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长期从事的外交工作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遭受到严重的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终年68岁。 王稼祥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时说了什么 1950年5月16日中午12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应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之约,与他进行了大约半小时的会谈。关于这次会谈的情况,赖伊在5月1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了介绍。在回答记者提出的“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的谈话是否具有积极意义”时,赖伊说:“我会见中国大使与特殊问题有关。在此之前,我还没有会见过任何新中国政府的代表,所以我的书面谈话里并没有提及和中国大使的谈话。谈话的内容是不公开的,我不能发表它的细节。”记者又问:“你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的谈话,是你约的还是他约的?”赖伊答:“是我约的。” 这次会见,在王稼祥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件大事,而且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也属一件大事。王稼祥历来认为,外交工作无小事,必须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并且一以贯之地执行。此次赖伊之邀约,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请示,他事后向中央作了报告。 在2008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中,公布了王稼祥的报告。 报告说:赖伊昨天约我会谈,今天中午12时往见,赖伊先表示他一向尽力使我国参加联合国各种会议,目前虽然未达到成功,但望今后能解决此问题。谈话中,赖伊向中国政府提出两项建议:一、建议我方派人参加联合国卫生会议和文教会议,称此为我方进入联合国机构的第一个机会。我表示,我方坚持应首先开除国民党代表参加各种组织的立场。二、建议中国早日与英国谈判解决中英之间各种问题。我表示中英谈判事,英应负责任,因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在联合国各种组织中对我态度仍不友好。谈话时我们还表示,我国为五强及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如他对英、美、法、苏各国就联合国事有所建议时,应通知我方,他对此事未作答,而以其他话语支开。他数次表示这次谈话内容为秘密性质,除转告我政府外,希不向外泄露,免增加其困难。赖伊称如我代表能参加联合国,他即拟访问我国。我表示欢迎,并望其为开除国民党代表出联合国而继续努力。周恩来以中央名义于1950年5月18日复王稼祥电报:“16日23时电悉。你应赖伊之约及与其谈话的内容,甚当。新华社已依你发来新闻电稿发表消息。” 上述王稼祥同赖伊会谈的情况,1950年5月19日新华社以“赖伊答我记者问”发了通稿,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王稼祥故居 王稼祥故居纪念馆位于泾县西南48公里处的厚岸。王稼祥故居坐北朝南,一进三间,砖木结构,是一幢具有皖南地方特色的徽派民居建筑,由八字院门、大院、正厅,厢房、门屋及厨房等组成,建筑面积约300平方米。正屋大理石门坊,青石嵌方上镌刻王震同志题写的“王稼祥故居”。 整个展厅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风华年代,第二部分是忠诚战士,第三部分是三大贡献,第四部分是卓越领导,第五部分是杰出外交,第六部分是永远的缅怀。生平陈列展展现了王稼祥同志为党、国家、人民的利益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体现了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尚情操和丰功伟绩。历任馆长:查全炳、杨小俭。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顺利通过了美国的决议案。该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
  
  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日,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假如苏联行使否决权,美国便处于师出无名。在有关朝鲜战争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
  
  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坚持要求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
  
  绝密电文透露斯大林心事?
  
  苏联政府拒绝在安理会参加美国政府起草的朝鲜问题决议案的讨论,令许多国家感到不解。2007年,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
  
  绝密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
  
  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和它退出后所发生的事,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对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内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1950年8月27日
  
  电文给出的信息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他在与苏联驻布拉格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怀疑苏联不返回安理会这一行为的正确性。因此哥特瓦尔德说认为“民主阵营没有必要离开安理会”。在给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斯大林详细解释了苏联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这一做法的理由和考虑,这可以视作当时苏联代表是否参加安理会的高层原始反应。
  
  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
  
  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这也正是斯大林希望人们理解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
  
  斯大林的这个解释,或者说俄国学者的这种理解,迎合了以往某些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一个观点,即苏联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关键时刻拒绝返回安理会,“是要利用美国重新卷入远东事务这一机会使华盛顿与北京发生纠纷”,因为斯大林已经考虑到,美国出兵朝鲜必然招致中国军队的介入,那样就会“造成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
  
  为新中国合法席位退出安理会
  
  按以上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莫斯科采取的策略,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里的逻辑前提及其与已知史实的衔接存在一系列疑问。
  
  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考虑。
  
  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上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
  
  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表态显然刺激了莫斯科,使其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
  
  所以在1月6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毛泽东当即表示“对这个措施百分之百地赞成”,并认为这个声明的副本可以发给安理会各成员国。
  
  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
  
  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建议中国向联合国提出派遣自己的驻安理会代表,以“迫使他们把这个问题纳入具体的议程”。鉴于毛泽东担心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到安理会的支持,维辛斯基指出,中国继续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
  
  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美国急着搅局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后6天,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
  
  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
  
  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定,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斯大林最后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
  
  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14日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不难看出,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铁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
  
  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斯大林的两难选择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斯大林和莫斯科高层表面虽平静,但他们面临两难选择。
  
  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
  
  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
  
  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
  
  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政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
  
  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莫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
  
  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
  
  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从多年后公布的电文看,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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