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包蕴哪些内容?在神州文化史上的意思是怎么?

2020-03-17 01:38栏目:历史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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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山海经》是黄河文明的记录,那么中华历史到了奴隶社会持续了多少年?有什么证明?

[关键词]先秦文献;酋邦;社会分层;聚落形态;邦国;王国[摘要]近年来新出土的《容成氏》等战国竹书,在增加和扩充史料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到它们依然是有其局限性的,重建上古史还得靠以考古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的结合。而考古学本身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也需要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以及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将酋邦理论、社会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但理论贵在创新。因而,结合中国考古新发现,从中国的材料出发,创建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理论,才是最上乘的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依据近年来对山西襄汾陶寺和河南新密古城寨的考古发现,将早期文明与初始国家出现的时间,划定在龙山文化时代,应该说是有着充分事实依据的。与此相关,将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划分为邦国—王国—帝国,要比称之为古国—方国—帝国,更约定俗成更合理一些。一新出土的先秦文献资料的价值与局限研究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在资料上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化资料,即通过考古发掘所获得的遗迹、遗物、遗址之类的资料;另一是文献资料。文献资料中,又可分为传世的古籍文献资料与出土的竹简帛书、铜器铭文之类的出土文字资料。应该说,无论是考古资料还是文献资料,都有其重要价值,也都有其各自的局限性。近年来,新出土了一些文献资料,如20世纪90年代,从战国时代楚墓出土的《唐虞之道》、《子羔》、《容成氏》三种竹书材料,以及属于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公盨”的铭文,都提供一些古史传说方面的资料。《唐虞之道》是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1993年清理被盗掘的郭店一号楚墓时所获大批竹书中的一篇,通篇讲尧舜禅让之道。《子羔》和《容成氏》是上海博物馆1994年从香港古玩市场上收购来的大批楚国竹书中的两篇。《子羔》篇采用子羔与孔子一问一答的形式,借孔子之口叙述了禹、契、后稷“三王”降生的神话以及尚贤、禅让的传说等内容。《容成氏》篇幅较长,它是战国人所写的一篇比较有系统的上古史,从渺茫难稽的容成氏、尊卢氏、赫胥氏等远古“王天下”者讲起,历述尧、舜、禹之时的社会状况,一直说到武王伐纣,篇中也有一些尚贤和禅让的内容。《☆公盨铭》是北京的保利博物馆2002年收购的一件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器内铸有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头就说天命禹平治水土,铭文中也讲到“为政以德”方面的内容。上述这些新出土的文献资料都可以与传世的先秦文献对照起来,加以解读和研究。例如裘锡圭先生的《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一文[1],就使用上述四种出土文献,对“古史辨”派主将顾颉刚先生在禹的传说、各族是否同源的古帝王世系和禅让传说这三个方面的有关见解进行了检验,对顾先生一些具体观点的得失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一篇难得的佳作。也有学者将上述新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对远古部落社会的特征、社会的演变、社会复杂化的进程以及早期国家与文明的起源等问题,进行了各自的研究。这些研究都是必要的,对学术的发展也都有积极的推进作用。通过有关的研究,这些新出土文献的价值也得以充分地展现。史料的新发现或史料的扩充,每每带来研究的新进展。然而,我们可否仅以这些出土文献(或者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为主干脉络,来重新构筑我国的远古历史,来重写中国的早期国家与文明起源的历史?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还是先让我们看一下作为文献(不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的局限性。《容成氏》、《唐虞之道》、《子羔》既然是战国竹简,它们与同为战国时成书的《尚书·尧典》等的性质也差不多。也就是说,可以把《容成氏》、《尧典》等看成战国时期关于上古史所流传的不同“版本”的传说,与传世文献相比,是一种大同小异。只是,《尧典》等传世文献,经过战国末乃至秦汉时期的进一步整理,使得文字和用词更规范一些而已。但不论是《尧典》还是《容成氏》,它们都既包含战国时的思想、观念、制度等等,也包含从战国之前传下来的内容。《☆公盨铭》也有同样的问题。“☆公盨”是西周中期的铜器,它把史书对于大禹治水的传说的记载至少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但它毕竟不是大禹或夏代时的记载,在《☆公盨铭》中也应含有西周时期的思想、观念、制度等。问题的关键是现在学术界还没有一个好的办法和标准来分辨,其中哪些内容是在写成这些时受当时制度、观念、思想影响而新出现的,哪些内容是由更古老时期传下来的。当然,也许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做这类分辨工作。可是,不作辨析,就会形成用战国人的史观来描绘今日的所谓古代国家起源问题。这样研究问题,自以为是信史,可别人不一定认为就是信史。实际上我们对于古史传说多处于既信又不能全信的境界。此外,也有一些学者由于受《尚书·尧典》、《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大一统史学观念的影响,每每把尧、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论述成一个朝廷中的不同的职掌,即他们都曾同朝为官。而早在八十年前,顾颉刚先生就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现在的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也表明,夏代以前的远古社会是族落林立,并不存在类似统一朝廷的政治实体。诚然,在一些学者的用词和表述中,并未使用“朝廷”、“王朝”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使用的是“部落联盟”这样的词汇和概念;但把尧、舜、禹、皋陶、伯夷、四岳、共工、商契、后稷等描述或论述成“同朝为官”的情形,给人的还是大一统王朝的感觉。面对上述局限,当前利用先秦文献(既包括出土文献也包括传世文献)研究上古历史文化的学者中,较为严谨的做法是:一方面相信其中的一些素材确实是上古流传下来的,但同时也不能不考虑其中所含有的战国时的思想、制度、组织结构等因素,甚至不能不注意到《尧典》等文献把原本属于不同系的部族民族组合安排在一个朝廷的情形——大一统的古史体系,所以利用时每每要做出相应的分析和取舍。现在的难度是取舍的标准是什么?这在学术界还没有一定的看法,甚至还有些混乱。我们反对在传说史料的运用上采取合己则取不合则隐的态度,我们也反对只是根据自己文章中的观点的需要,说《容成氏》或《尧典》中的某一条材料符合社会发展史的什么原理,就把它作为取舍的标准。殊不知,所谓社会发展史原理也是根据某些民族的情况归纳出来的,并非绝对的、一成不变的,更何况我们要说明的是具体的中国上古的历史文化而非一般的社会发展史。所以,一般的做法是把《容成氏》、《尧典》之类的史料与其他书中的史料相互印证、相互配合使用。尽管这样,也只是相对好一些。因为仅仅依赖文献,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就涉及到考古与文献结合的问题。在将二者结合时,也应该是在对文献和考古材料分别有一个系统研究、系统梳理基础上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也只能是以考古学为骨干,以文献为血肉、为辅助。骨干建立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是最根本性的东西;血肉使具体的历史丰富多彩,是辅助性的东西。总之,历史学的发展,使得要想重建上古社会的历史,它至少需要与考古学、人类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相结合才有可能完成这一重任。今天若单纯以文献(不论是出土文献还是传世文献)来建立上古史体系,已远远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商代以前的上古史研究的基础应该说主要是考古学。所以,对于文明起源的研究,考古学的实践是最基本性的。也正因为如此,夏鼐先生在讲到中国文明起源时,也是根据考古学的发现,从小屯的殷墟文化讲起,通过郑州二里岗商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一直上溯到新石器文化。二酋邦理论、分层理论与聚落形态学理论相结合与理论创新是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考古学是通过古代人类的实物遗存来进行研究的,所以它是有确凿根据的,也不受历史记载的约束。而且,考古学的文化编年是以地层的先后叠压或打破关系为基础的。所以,考古学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是可以寻找出其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然而,考古学又是阐释性的,遗迹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它需要人们利用技术的、经济的、环境的、人口学的等等知识对人类生存活动的方式作出符合上古实际的解释。所以,考古学也是有局限性的。对于考古学在研究国家起源这一课题上的局限性,德国原总统罗曼·赫尔佐克(RomanHerzog)在其《古代国家——起源和统治形式》一书中曾指出:国家的早期阶段,特别是其萌芽状态,只能求之于考古遗存。但是,考古学“这门科学可以引出关于早期历史上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迁徙、关于各种贸易关系、各居民点的建立和扩大等方面的结论。而那些地下没有保存下来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根本就不能进入地下的东西,对这门科学来说就意味着丧失净尽了”。这里特别是指人的思想和人的社会生活,还有制度、宗教、国家和语言,“一律无法从地下挖出来”。他称这一点为“人类认识的界限”。由此,他强调了理论的推测或思辨的重要意义,认为“没有主观推测或思辨也就没有科学”。[2](p1~2,6,62)确实,由于遗迹遗物本身不能说话,罗曼·赫尔佐克所说的这些也不无道理。不过,在当代聚落考古学充分发展的今天,那些保存较好、内涵丰富、发掘较科学较完整的聚落遗址,它所给我们提供的有关社会生活的信息还是多方面的,也是丰富复杂的。我们不但可以从聚落的分布、选址、聚落内外动植物的遗留等方面看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还可以从聚落内部的布局、结构、房屋及其储藏设施的组合、生产和生活用品等方面,看到聚落的社会组织结构、生产、分配、消费、对外交往,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的情况。此外,宗教祭祀遗迹、墓葬等也可以提供一些当时的祭祀、信仰乃至人们的宇宙观等方面的信息。当然,有相当部分的认识只能是间接的。所以,合理地推测和思辨依然是需要的。页码1 2 3 <

问:《山海经》包含什么内容?在中华文化史上的意义是什么?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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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的是。《山海经》记载的是‘四海地区’的人文历史!并非是什么‘黄河流域’的古老文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追朔到《禹贡》经文中‘九州’的划分就是建立在‘四海’的基础上,并最终达于‘声教讫于四海’的记载!而且,在先秦一大批古老典籍的记载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例如,《书经》中《尧典》,有与‘四海’相关的‘四岳’记载!其次,《山海经》中(山经)中的篇幅,其文献内容的结构。所表达的正是南、西、北、东、中,五个方位的山经内容!而对应的应该正是‘四海、中邦’的地域范围! 至于书中所记载的内容,距今多少年的问题。我以为应该在充分解读《山海经》的基础上,那时再进一步结合田野考古的实际资料,再做结论方为妥当!而现在一切对《山海经》所做的估算、推测等说法,都不是建立在科学探索基础上第一手资料的结论,只能是臆测、曲解!我们处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尚且还在食古不化的抱残守缺,墨守陈规的沿袭以西周以来的人文历史,来看待和研判夏商历史与文化!尤其是专业学者,更是不应该以西周文化的有色眼镜,来看待夏商文明!而是要以先秦古老典籍,诸如《尧典》《山海经》《舜典》等,多部重要典籍文献对比参详来研究,或许才能有所突破!仅仅是个人一家之言,谬误难免,仅供参考。

《山海经》新概述之读书笔记

回答:

‌《山海经》​是一部自带神话色彩的古地理书。全书现存十八篇,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山经》五篇:《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合称《五臧山经》。《海经》十三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海内经》一篇。

聖經上寫著呢?還有西方的各種神啊,他們都能證明

‌《山经》​主演记载海内各方的山川物产、神怪祭祀等。《海经》主要记载海内外各地的地理走势、风土人情等。《五臧山经》和《海外经》四篇为一组;《海内经》四篇为一组;《大荒经》四篇和书末的一篇《海内经》为一组,共可分三组。

‌说《山海经》​是上古地理书,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山海经》是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的重头戏,由它起源的文献不胜枚举。它涵盖了上古的地理、天文、历史、神话、气象、动物、植物、矿产、医药、宗教、人文、社会等多方面内容。

‌《山海经》用字三万一千多,共记载了山名五千三百多处、水名两百五十余处、历史人物一百多个、神怪异兽四百多种。可谓天南海北,包括万象,绝对称得上是我国古籍中蕴珍藏英的巨头。后世根据这部典籍演绎出无尽神奇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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